“中等国家陷阱”一词在2006年世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指的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可能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今年以来,随着股市波动、中美贸易摩擦、国内去杠杆等不确定因素频频涌现,“中等国家陷阱”一词再度浮出水面,引起热议。中国究竟会不会跌入中等国家陷阱?在社会各界关于中国经济的悲观论调中,携程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却在《中国经济没你想的那么差》一文中表达了乐观积极的看法,“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比如5到10年间,中国仍将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在“中国经济究竟差不差”之辩中,梁建章提出,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最终由其技术和工业化水平所决定。为何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最终由技术和工业化水平所决定?梁建章对凤凰网财经表示,经济学上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使一个国家更加富裕?”亚当?斯密认为,专业化和贸易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主要因素。100年以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新和创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这一洞见在近年来影响越变越大。梁建章称,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依靠研究和开发推动其进一步创新,在这一前提下,庞大人口规模会成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优势。
基于“国家的富裕程度最终由技术和工业化水平所决定”的逻辑前提,梁建章指出,中国大陆经济能够继续持续快速增长二三十年,达到现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水平,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同时,梁建章也提到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隐患——中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将给中国带来沉重的负担,而美国由于无与伦比的吸引外来人才的能力,将在短暂落后于中国之后,于21世纪后半期重新夺回其创新领导者地位。
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增长二三十年
梁建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等各方面,依然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指出,过去30年中国经济GDP增速超过了全球任何一个国家,而且以全球第一大人口国的基数实现,是全球经济过去100年最大的奇迹之一,也带来了巨大的中产红利。自从1978年以来,已经有7亿中国人口脱离了贫困线。过去30年,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比他们的父辈要好。可以说,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带动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飞跃,也造就了一大批中产阶级。虽然中国人口进入老龄化,但中产阶级整体还比较年轻。
梁建章提到,对比今天的中国的年轻人和日本,是不完全正确的。由于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固化,日本出现了明显的低欲望社会特征。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化和萎缩,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主要原因,其突出反映是日本创新和创业能力的缺失。整个消费降低的大背景,是宏观经济不再增长。日本的今天是经历了将近20年的通缩,经济不增长,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大家看到的是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千万不能失业,失业意味着没有工作,没有工作意味着没有人生。大量的日本年轻人是“日薪族”。打一天工,有一天的饭吃,所谓手停口停。而中国完全不是这样的景象,年轻人有很强的活力,过去经济的快速增长让大家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
从数据上来看,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100美元。按照目前每年6.7%的增速,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万美元,经济总量接近美国。如果美国GDP年增长率保持在2%左右,中国人均GDP将在2030年接近2万美元,虽然还只是美国的1/3,但届时经济总量已超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2020年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从种种迹象表明,更像是20年前的亚洲四小龙,依然看好保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
其一,从国家的储蓄率来看。储蓄率的高低决定了所在国家是否有能力做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工业投资,对比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时的储蓄情况,中国大陆的储蓄率远高于前提这四个国家;
其二,从国家的出口竞争力来看,中国大陆目前的贸易顺差和金融状况,比当时的亚洲四小龙要好。
其三,从国家的主要产业发展与转型来看,通过近年的发展,中国大陆的出口企业已经过渡为高技术行业。同时,有经济学家分析,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已经远远超过人均GDP1万美元的拉丁美洲国家。在机电设备和通信设备领域,中国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在新的设备制造业,如风能和太阳能发电,中国企业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其四,从高科技人才数量来看,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体现在人才方面的优势,无论是从大学生,博士生,还是研发人员的比例来看,水平正在快速接近发达国家。此外,中国拥有大批海外高科技人才,光是在硅谷,就有20%的华人。
因此,中国大陆经济能够继续持续快速增长二三十年,达到现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水平,经济总量超过美国。
人口众多是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优势
在《人口创新力》一书中,梁建章提到,人口规模和结构是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那么,人口对于提高中国科技水平究竟具有怎样的重要性?梁建章对凤凰网财经表示,人口众多是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优势。在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一个创意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人需要,也可以形成13万人的市场,足以催生一个行业。庞大的本土市场达到规模效应,并尝试和发展先进的技术,再逐步占领海外市场。人口众多不仅促进市场多样化和层次化,也是形成庞大人才规模的基础。2007年前,美国的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总人口一直多于中国,这是美国科技力量领先中国的主要原因,而在2007年后,这一情况发生了逆转。
从人口质量上来看。2006年,在美国大学的科学和技术领域中,来自中国的博士生达到33.5%,来自欧洲和印度的毕业生分别占到13.8%和11.9%,而拉丁美洲的学生总数仅为中国学生总数的1/8。得益于人口规模优势,中国在研发资金和人员方面迎头赶上,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的水平。截至2014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上升至GDP的2.05%,整体上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
在研发人员的数量方面,截至2014年,中国的研发人员比例上升至每100万人口1113人,虽然仍不到美国、日本等国家的1/4,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所以在绝对数量上已经超过它们。
科研人才和研发投入的规模优势,为中国科技的突飞猛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中国于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专利申请国。2016年,中国专利申请数量达到4.32万件,其中“自主创新“的专利数量占比增长达到30%。
从长远上来看,中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将带来沉重的负担。2030年以后,20~40岁的青少年人口骤减,急剧的人口变化将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巨大影响。这是中国人口的致命弱点,21世纪下半页,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的地位将被具有人口规模和结构优势的印度所取代,而美国由于无与伦比的吸引外来人才的能力,将在短暂落后于中国之后,于21世纪后半期重新夺回其创新领导者地位。
一二线城市房地产需求将在2025年达到峰值后陷入停滞
在《中国经济没你想的那么差》一文中,梁建章提到,作为中国经济能够得以稳步增长前提的城市化率仍十分滞后。那么,实行什么样的城市化和人口政策才算“积极”?梁建章对凤凰网财经表示,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的严控大城市人口规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城市的发展潜力,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使得土地供应不足,导致房价上涨,总之,抬高了优秀人才进入大城市的门槛。
一、要对城市规模更加开放。如果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中国大城市的规模其实还是偏小而非偏大。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人口都住在大城市,因为这些城市具有更好的经济活力,以及高质量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以国际趋势而言,中国人口未来至少应该有一半会住在一二线城市(前30大城市)。作个简单的算术,如果一二线城市总共需要容纳7亿人口,一线城市应该具有5000万人口的规模,二线城市应该具有2000万人口。照此计算,现有的一二线城市还有很大的扩容必要。从容量上来讲,中国的一二线城市也完全还有空间来实现扩容。现在上海、北京的中心城区面积只占了整体面积的20%,在郊县还留有大量的空置农田。在国际性大都市里面,如此低效使用土地资源的情况极其罕见。
二、对城市的基础建设的支持,城市建设的瓶颈,其实是基础设施的瓶颈,只要这些大城市对于轨道交通、医院、学校有足够的投入,完全可以容纳5000万左右的人口。要知道,在大城市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所能获得的回报,要远远高于对于农村基础设施的回报。公共设施的投入也是如此。
三、教育方面的开放,教育方面现在中国所有东西都被高考打死了,如果能够开放高考加上统招,如果开放各个学校自主招生的话就有一个多元化的招生指标,就有多元化的教育方式,可能也会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高考还可以保留。
四、更重要的开放实际上是开放户籍和迁徙,现在我们只是吸引高端人口,不要那些低技能人口。其实一个城市还是非常需要这些人的,就像我们经常说到的生活成本、保姆成本等。
此外,梁建章指出,在城市化过程中,中国一二线城市出现了房价高涨的现象,政府出台了各种限价政策。高房价意味着中国对于大城市的住宅还存在巨量的未被满足的需求。这会在短期内带来各种压力,但长期来看,正好说明中国在城市化和大城市化方面还有巨大潜力。中国在基建和造楼方面的效率是世界一流的,只要政府在这些城市大幅度加大土地供应,就能把需求变换成动力。
从人口经济研究领域来看,房地产行业的态势,会受到人口的严重影响。虽然所有年龄段的人都有住房需求,但人们通常在30~45岁购买住房。在45岁以后,人们的住房需求会萎缩。这一购房需求模型,在美国和日本基本上都得到了验证。以这个模型来预测中国的住房需求曲线,因中国的婴儿潮出现在1962~1991年,中国大城市住房需求的强劲势头,将一直持续到2025年。大城市由于具备充满活力的创新和创业机会,将继续吸引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们源源不断涌入,中国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仍将保持强劲整体需求将在2025年达到峰值。以后会陷入停滞,因为届时大多数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将停止购买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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